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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个时候出版非常严格，凡是翻译国外的书，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凡是马克思以前的著作，可以公开出版，马克思以后的西方著作，都是内部发行。所以这本《西方哲学史》只能内部发行。

当时我不知道这是毛泽东交译的，后来知道了，觉得军宣队很荒唐，他们定我罪的时候竟然不考虑这书从哪里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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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民族到底有没有信仰？

灵子：您关在牛棚的时候，跟谢国桢、顾颉刚在一起。谢国桢回忆过，曾经有学生问梁启超：“老师您是搞学问的人，怎么卷到政治里面那么深？”结果梁启超打开话匣子，谈了整整一个晚上。您怎么看这个话题？

何兆武：清华陈寅恪教授的父亲陈三立是有名的诗人，他参加了戊戌变法，后来失败，就不参与政治了，专心作诗。他有一首诗，我记得其中两句是：“凭栏一片风云意，来做神州袖手人。”后来梁启超对他不满意，就做两句诗说：“如何一片风云意，竟做神州袖手人。”不过梁启超做了一辈子“插手人”，也不是很成功。知识分子卷入政治，很难行得通。

当然我这是唯心论了，他们还是希望中国能变好。

灵子：有使命感、关心家国命运的知识分子似乎很难与政治保持距离，关心了又难有好结果。这像是个悖论。

何兆武：(沉默)历史是不能预言的，因为偶然的因素太多。历史没有物质世界里那样客观的规律。比如慈禧太后活了七十多岁，在当时算是很长寿的。如果她早点死的话，光绪就可以早点亲政。他是要革新的，如果那样，也许那时就君主立宪了，就是另外一条道路，也就没有辛亥革命了。

不要说历史，一个人的寿命都没法精确地估计，一定活七十岁还是八十岁都不知道。历史是充满了偶然的。

灵子：那么在您看来，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？

何兆武：你知道吗，我们以前挂的牌子，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，但我们的组织关系不属于中国科学院，而是受中宣部的领导。就是说这实际是个宣传单位。

这里面不同的是，科学是后有结论，但政治是先有前提。比如说，苏联是不是修正主义？是，结论就先定了，然后你再去找证据。再比如，认为清官比贪官更坏，好，你就去找证据，（证明）清官有更大的欺骗性。

当然有时候结论也会出问题，就像苏联闹的大笑话，推崇李森科的无产阶级生物学，认为过去的生物学都是资产阶级的，是反动的，结果证明李森科是个骗子。五十年代末，有个金奉汉发现了一种“奉汉小体”，说是决定人体健康的。当时《人民日报》两天四版都在介绍，后来发现这也是个骗子。

灵子：历史研究所常接到这种任务吗？

何兆武：我自己接到过两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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